否则，为了改造自然而去探索自然，只能破坏自然，伤害人类自身。
因此，如果不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狭隘眼界，就不可能尊重法律、忠于法律和信仰法律，法律在政府和公众的心目中也就不可能成为必须被无条件服从的最高权威。古代人治国家和现代法治国家对此种关系的安排遵循着不同的理论逻辑。
这种界定把法律仅仅视为政府的工具，法律在政府面前便不能不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法律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普遍存在物，它没有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兴趣和特殊的判断标准。在实行依法治国的现代法治国家，政府与社会是一种双向互控的关系，为了在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达成平衡，权利本位原则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治人者与受治者是否共同承担着普遍化的平等守法义务，此种义务在法律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得到切实的体现，是区分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的首要标准。换言之，政府主体对社会主体所施加的义务约束必须来源于、服务于并从属于平等的权利，公共权力应当以保障公民、法人等社会主体的平等权利作为一切活动的宗旨，并以此为基础而实施对社会的治理。
这个问题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的法律只是政府办事的参考，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只能用是否成功来评价，而不能用是否合法来评价。个体权利 依法治国，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也是近、现代法制文明所确立的一条基本公理，并与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原理和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贾焕银：《民间规范的司法运用—关于漏洞补充与民间规范的关联性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然而，对英美法系的法官而言，现例创造是其裁判的日常行为，因之，民间法被引入，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张韬：《民间法与法律推理的相关性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至于历史上的民间法，尽管也有研究的价值，但与其说它是法学研究，不如说它是历史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更符合历史学的价值旨趣和研究思路。对此，既可以在事实一对象层面立论，也可以在学术一观念层面立论。
吕明：‘民间法立场生成路经辨异，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等。又如果说前述公力一私力救济范型和司法一替代范型，既可以归入到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也可以归入到法学研究的话，那么，本文提出的行为一裁判范型，更典型地是一种法学的研究，也是在这里，本来作为法律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民间法，可能被纳入到纯粹法学的框架内，被所谓正宗的法学—规范分析法学所吸收。
这正是联邦制国家立国的逻辑基础。尽管这种交涉和互动并不能完全替代自治的民间规范的存在，因此，即使在这种约之外，仍然有正式法律和民间法二元分制的情形存在。由此更进一步，站在内部视角，借助公力一私力救济和司法一替代等范型而对民间法的研究，直接深入到民间法和纠纷解决这一较小的、但是更重要的领域，从而一方面，使人们更容易见识法学对民间法研究的重要使命—实用的价值。王启梁：习惯法/民间法范式的批判性理解—简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没有普遍性就意味着没有来自国家的强制保障力。另一种是地方性的普适性。英美法系强调判例法，强调正当程序原则。但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在私力救济和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当事人、纠纷解决人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都是参与人，当事人自身参与对规范的选择过程，所以，裁决规范的专门性就大打折扣。
在这里可看出民间法和非正式制度的联系与区别。除此之外，非正式制度也特别关注文化因素，而民间法更关注规范本身及其功能，尤其是其日常生活中的秩序构造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
在该书中，作者对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而到了《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出版时，他更痛感到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透过国家法观察到当时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以日常经济活动为重要内容的民众生活世界的变化，因为以执行道德为使命的国家法，视‘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务为‘薄物细故，从来不予重视。
至于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所构造裁判规范的情形，更属经常。而如下所论述的民间法内部功能的研究范型及其问题意识，却是站在为纠纷解决寻求裁判规范的视角（尽管相关研究尚没有形成这种自觉意识）。法学视角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研究的基本不同点在于：法学视角的研究，必须追求实用和实效，所以，它不惟关心民间法的事实层面，还关心民间法运用的技术层面和价值一功能层面。这正是需要民间法研究者设法在地方性知识论的方法原则基础上，解决目前民间法研究的瓶颈问题。199年，梁治平出版了《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律自身越来越成为官民互动的产物，其结构呈现为官方与民间、民间与民间交涉和互动的情形。
[英]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等。纠纷本身的冲突效应引致人们对纠纷解决的格外关注，作为裁判者使用的裁判规范，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更显重要。
大陆法系强调制定法，强调法治的严格规则模式，但是，前述法律自身的无法自洽、自足，导致了在大陆法系民间法研究的问题意识。综上所述，民间法的概念范型，从内部视角或者规范比较视角看，是与国家法相对称的概念。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说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引入民间法构造裁判规范，每每是为了解决法律的病理性问题的话{11}，那么，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经由遵循先例、先例识别再到现例创造，从而运用民间法构造裁判规范，乃是一种过程性或程序性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法律的病理性问题。因此，笔者只倾向于民间法是国家法的对称这一判断。
非正式制度强调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发地产生的交往规则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对社会的约束和控制，因此，又被称为非正式控制或非正式规则，举凡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伦理道德、意识形态[5]等，都构成非正式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国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很多民间法研究的论著，但相当一部分研究并不符合民间法研究的这种归纳理路，包括笔者的研究在内。但仔细分析，习惯法这个称谓尚不能涵盖民间法的范围，或者习惯法与民间法之间是一种种属关系。如上问题的阐明，旨在进一步论述民间法研究中的行为一裁判范型。
如果继续分类，则我国在内部功能视角的民间法研究，也有如下两种不同的范型： 第一种是公力一私力救济范型。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行为一裁判范型之民间法研究的突破口是有关民间法与裁判规范的构造关系问题的研究，对此，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有简略交待，其中更详细的问题，将另文撰述。
正式法的概念，来自正式制度这个概念的影响，什么是正式制度，后文我还将提到并做系统论述。如上情形，就是从民间法和国家法相比较的视角看，民间法研究之所以必要、并有用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但论述至此，仍然引不出民间法在英美法系法官构建裁判规范时，究竟可能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因为不论遵循先例也罢，还是先例识别也罢，都是法官围绕着先例—法律打圈圈，因此，法官并没有机会和民间法发生关联。在终极意义上，这一训导的精当毋庸置疑，但在当下意义上讲，如果人们都痴迷于这种箴言，只能被现实世界中法律调整的诸多问题所困扰
（5）《商君书·定分》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法家是讲求‘信赏必罚的，若认为法家都是不对的，那么‘信赏必罚也不对了？‘信赏必罚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不能一概而论。[4]参见郑大华、邹小站：《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23]郭沫若也指出：明法令、设刑赏以奖励耕战，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这是商君变法之精神。[7]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中，人们的个人权利观念淡薄，《管子》一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用法律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思想。
新战国时代对于国家的急务，也是富国强兵。第五，旧战国时代的经济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即如何将贵族垄断的土地解放给农民。
梁启超等人频繁使用法治主义，一方面解释原始法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标明自己的治国主张。是对传统法家思想的重新梳理，重新解读，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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